从“坊市”到“厢坊”的转变，源于三大核心需求：一是加强城市的军事巡逻，二是吸引副官参与管理，三是增强公共安全职能的落实。坊市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演变后逐渐衰退，而厢坊制度应运而生。唐太宗即位后的道教元年，时任政务司司长的张维被派遣重新审视京城内外的作坊，并提出建立商会的构想。到明道年间，由于京城人口剧增，开封府的管理压力日益增加，御史张逵曾提出“左右接待内外法官”这一措施，以缓解这种困境。这种将官员职能分立的方式，成功减轻了城市治理的压力，并为后来的厢坊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宋英宗在位期间，开封的政务事务日益繁杂，地方官员顺势接管了城市管理工作，逐步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厢坊制度。该制度借鉴了前代坊市体系的管理经验，并迅速制定出了一整套管理标准。例如，宋代的“马车”便设有专门的车官处，负责马车内部事务的管理，并将车长指定为督察，以避免腐败现象及内部权力冲突的发生。这样的安排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城市管理的公正性。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这样的情景：“往方巷走三百步，有一家军用巡逻店，五名士兵，夜巡警接公务。”随着市场与街道之间的时空限制逐渐放宽，宋代开始重视城市的治安问题，尤其是烧杀抢掠等社会危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特别设立了军用巡逻制度，在每个香坊街道都设立了小型军警队伍，以确保城市的安全与秩序。而街角的“火灾逃生通道”便是为了防范火灾带来的潜在风险，显示出宋朝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前瞻性思维。这些举措反映出公共安全任务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更为精细的规划和执行。

　　中国古代的城市管理经验十分丰富，随着历史的演进，管理模式也不断变化。宋代以前，城市的管理通常依赖于广场市场制度来组织城市的各项功能，但宋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步改变了城市的运作需求，贸易和消费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传统的坊市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城市日益复杂的需求，因此，宋代开始探索适应新兴城市经济的全新管理模式。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城市的扩展，许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宋朝政府开始在城市中设立各种娱乐和生活场所，试图通过这些措施缓解人口过剩所带来的矛盾。然而，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娱乐形式的多样化，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原有的市场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广场市场体系的局限性在这一时期显现出来。市场本身未能有效容纳城市日益增长的人口以及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城内的商品交易场所和居民生活区域划分得极为严格，每个城门都有官兵把守，商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内进行交易。这种“时空限制”使得市场和社会生活的灵活性大大降低。广场市场的严格管理体系与宋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军长属城将军，田家财物属军……县官虽管民政，但听之任之。” ——《嘉泰吴行知》 这种严密的管理体制显然与宋代商业的繁荣不相契合。尤其是在东京城，广场市场制度显得尤为束缚了商人的自由与城市的活力。商人为了突破这一限制，往往自发地在夜间经营“夜市”，而且娱乐和消费场所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着城市经济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兴起，东京成为了富商与底层民众交织的地方，导致了隐性阶级冲突的出现以及市场秩序的失衡。 另外，商人的“坏货欺客”行为屡见不鲜，这也给城市带来了不少道德和法律问题。由于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许多人开始称这些不法商人为“白日贼”。加上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勾结，宋代城市的经济活动逐渐滋生了腐败与不正之风。 “京城的沟壑很深很宽，很多绝望的人都躲在里面，自称‘无忧洞’。”由于贫富差距悬殊，底层民众对富商的“恨富”情绪日渐加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与此同时，宋代城市的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建筑物之间的空隙几乎消失，这使得火灾的风险大大增加，史书中曾多次记载严重的火灾事件。所有这些问题的不断出现，促使宋朝政府决定废除老旧的坊市制度，推动了更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厢坊制度的实施。 厢坊制度的出台，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与北宋的货币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宋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交子”的出现大大便利了贸易，推动了商品交换的流通。厢坊制度的成功实施与纸币的流通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